西藏自元代以来，即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所谓“西藏问题”不是西藏本身产生的，而是本世纪初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的产物，是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1949年至1959年，围绕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蓄谋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平息武装叛乱等等，都渗透着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1959年3月，达赖分裂主义集团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和帮助下，在拉萨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失败后，达赖喇嘛逃亡印度。此后30多年间，他坚持分裂祖国，坚持“西藏独立”的立场，请看达赖喇嘛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有利于西藏社会的发展，还是阻挠和破坏西藏的社会发展?
1.阻碍和破坏《十七条协议》的执行
50年代初期，摄政大札下台，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1951年2月，达赖喇嘛委派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直接由昌都来北京。同时，从亚东派出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为代表经印度去北京。达赖喇嘛给每个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证书，由上述五位代表全权处理与中央人民政府的谈判事宜。
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齐聚北京后，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李维汉为首席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于4月29日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开始进行谈判。双方经过多次洽商就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所有问题达成协议。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正式签订，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帝国主义分裂我国西藏阴谋的彻底失败，是西藏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进入西藏，严格地、认真地执行《十七条协议》，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西藏僧俗人民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拥护和称赞。而帝国主义和西藏亲帝分裂势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继续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反对和破坏《十七条协议》。从《十七条协议》签订的最初日子起，围绕着执行还是破坏这个协议展开了复杂的斗争。
《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协议签字的墨迹未干，当时身任司曹的鲁康娃就公然扬言“饿走解放军”，下令禁止卖给解放军粮秣。1952年3、4月间，在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司曹暗中策动、支持下，发生了伪“人民会议”事件。他们策动和组织部分藏军、喇嘛、流氓等在拉萨进行请愿和武装骚乱，包围中央代表张经武驻地和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祖国。他们做得太过分了，输光了道理。经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达赖喇嘛不得不宣布解散了伪“人民会议”，并撤销了两司曹的职务。
1954年达赖喇嘛来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从北京返回西藏时，伪“人民会议”的代表人物到康定、雅安迎接，并上书达赖喇嘛，要求恢复伪“人民会议”的名义，撤销对两司曹的处分。这种反对协议的行径，却受到西藏少数上
层反动分子的袒护和包庇。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这是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大步骤，也是《十七条协议》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就在筹委会成立前后，伪“人民会议”分子又恢复活动，到处上书请愿，反对自治区筹委会，反对民主
改革。这种反动活动，又一次得到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的纵容和支持。
1956年11月，达赖喇嘛应邀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纪念活动。是否应邀前往，中央明确指示，由达赖喇嘛自行决定。达赖喇嘛一到印度，就被西藏的内外反动势力和分裂分子包围，引诱达赖喇嘛留在印度，搞所谓“西藏独立”，达赖喇嘛及其随行的部分主要官员产生动摇。对此，驻藏人民解放军作了必要的应变准备，并同西藏地方政府领导人和各界人士一道，对反动分子进行政治斗争。与此同时，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作出重大决策，明确宣告，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即在6年内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改革，也要到那时看情况再定，让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有一个充分考虑的时间，以使我们对西藏上层在政治上、生活上逐步做好安排，以利于条件成熟时和平地、稳妥地实现改革。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的过程中，向达赖喇嘛及其随行官员传达了中央这一重大决策，并以推心置腹的态度分别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针对其中一部分人也想阻留达赖喇嘛，在印度搞“独立”的想法，周恩来总理严正指出：达赖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并指出把达赖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达赖，也是害了西藏，如果把达赖留下来，西藏的工作不会因而停止……但大门是开着的，达赖什么时候回西藏，什么时候都欢迎。这才使达赖喇嘛的立场发生转变，于1957年4月1日返回拉萨。
2.撕毁协议，发动全面叛乱，达赖喇嘛出逃
直到50年代末，达赖集团阻挠、破坏《十七条协议》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他们先后在昌都、丁青、那曲、山南等地策动武装叛乱，进行武装窜扰，甚至公开在山南地区成立叛乱武装“卫教军”，建立叛乱“根据地”，并破坏国防公路运输线，包围、进攻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各地的办公机关。到1959年3月10日，达赖集团终于撕毁《十七条协议》，在拉萨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走上背叛祖国的道路。1959年3月17日夜晚，达赖集团武装叛乱失败，秘密地仓皇离开拉萨出逃。4月18日达赖喇嘛越境抵达印度提斯普尔，踏上异国国土，就由印度外交官散发了用英文书写的《达赖喇嘛声明》，诡称：“宗主权是汉人强加在西藏人身上的”。此时惊魂未定的达赖喇嘛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书面声明，而声明的语言同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西藏惯用的腔调相似，从此达赖喇嘛开始了在异国国土上分裂祖国的活动。6月20日，达赖喇嘛在穆索里第一次公开露面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要恢复1950年中国入侵以前西藏特有的自由和独立地位”。1991年3月，达赖喇嘛访问英国时向报界宣称：西藏“是当今世界上被占领的一个最大的国家”。达赖喇嘛就是这样从叛逃之日起，不顾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00多年来，历代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行使着有效主权管辖的历史，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
3.成立非法的“流亡政府”
60年代初期，达赖喇嘛投靠西方，靠西方庇护、努力站稳脚跟，成立所谓“流亡政府”。
1960年9月，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打着“西藏独立”的旗号，收罗外逃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贵族、其它藏区的土司头人，上层僧侣、叛乱头目，召开了所谓“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西藏噶厦政府”，后改为“大雪国政府”（藏语叫“岗钦吉雄”）即“流亡政府”，颁布了“西藏国宪法大纲”（草案）
，规定达赖喇嘛为“政府首脑”。之后，于1963年正式颁布“西藏国宪法”，1991年修改后公布为“流亡藏人宪法”，规定：“达赖任国家首脑”，“达赖喇嘛可以直接通过下属官员发布命令”，可“指令大臣”、“颁授勋章和爵位”，噶厦会议是在达赖喇嘛领导下负责政府事务的，首席噶伦和诸噶伦、“人民会议”会长、副会长、大法官就职前均要向达赖喇嘛“宣誓”，君臣会议由达赖喇嘛主持”、“达赖喇嘛可以更换包括首席噶伦在内的全体噶伦”等等。达赖在其“流亡政府”内，设立安全、外交（后改为国际关系暨宣传）等部门。在10多个国家设立达赖喇嘛办事处或联络处，编辑、出版和发行大量宣扬“西藏独立”的刊物和书籍。在国外藏胞青年人中成立“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妇女协会”等激进组织，组建“西藏大会党”、收取藏人“独立捐”等等。所有这些就明白向世人宣告，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是一个旨在分裂祖国，妄图实现“西藏独立”的政治集团，达赖是这个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代表、总头子。故而，人们称之为“达赖集团”。
达赖集团为了达到分裂祖国，妄图实现“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在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和援助下，重新组建两支叛乱武装。1960年9月在尼泊尔北部的木斯塘地区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藏语称“曲细岗珠”），“四水”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砻江；“六岗”指擦瓦岗、芒康岗、麻则岗、木雅绕岗、色莫岗、泽贡岗，主要代表四川藏区。1962年组建了以藏人为主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四水六岗卫教军”不仅在我国边境进行军事袭扰活动，危及我国边防和边民的生产与生活的安宁，而且骚扰尼泊尔居民百姓，强占草场、土地、勒索财物，无恶不作，成为尼泊尔政府心腹之患。这支反动武装，首任总指挥恩珠仓·公布扎西在其回忆录《四水六岗》中写道：“组织了一系列向中国哨所的进攻”、“有时，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一百英里。”达赖喇嘛撰文对公布扎西大肆赞扬。“四水六岗卫教军”不断骚扰中尼两国边境地区，1974年尼泊尔政府出动部队最终解除其武装。在尼泊尔残存了14年之久的这支叛乱武装最终被彻底歼灭。达赖集团还不断派人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学习“游击战术”，接受“特殊训练”，培养数以百计的特工人员。1961年，美国派两架飞机给木斯塘的四水六岗卫教军空运了能装备475人的枪械药品食物，还有10200卢比现金。同时空投了在海尔营地受训的38名叛乱分子中的26人。1965年至196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尼泊尔修建了专用飞机场，派出一架运输机和两架直升机专门给这支叛乱武装空投武器装备、粮食和被服等物资。凡此种种完全暴露了达赖集团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武装力量上分裂祖国的真实面目。
4.处境孤立
70年代初，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矛盾日趋激化，西方国家调整对华政策，达赖集团的战略地位作用降低。美国尼克松政府为遏制苏联，推行“现实威胁”战略，调整对华政策，采取步骤改善中美关系。美国为消除障碍，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停止对达赖集团在政治上的公开支持和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关闭了联合国难民救济总署驻加德满都办事处，不再直接对藏人提供援助，吊销了发给“西藏歌舞团”访美的签证，直到1977年，一再拒绝达赖喇嘛访美的签证。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并未完全放弃对达赖集团的利用和支持。
就在尼泊尔政府调动了军队消灭了盘踞在木斯塘的“四水六岗卫教军”的同时，不丹政府逮捕了达赖喇嘛派去的骨干分子，限定在不丹的藏人加入不丹国籍，否则驱逐出境。此时，达赖集团损兵折将，处境孤立，达赖一时表现沉默，倍感冷落、绝望。1980年3月，达赖喇嘛说，流亡藏人必须同汉人接触，没有其它办法，劝藏人接受中国是一个伟大国家，他坚信共产主义和佛教有共同基础。并表示如果西藏人幸福，他可以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在此期间他在公开场合很少再提西藏独立，并多次赞颂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讨好中国中央政府。并声称要回西藏看看，打算开始与中国政府恢复接触。
5.提出“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
8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总战略，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格局改变，冷战终结。1989年北京“六四”政治风波之后，某些西方国家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妄图将“西藏问题”作为分裂中国，搞乱中国的突破口，于是重新支持达赖集团，利用达赖喇嘛。国际反华势力一方面重新给予达赖集团大量资助，一方面把诺贝尔和平奖赏给达赖。达赖集团一改几年来的求好态度，对国内加紧渗透，制造多起骚乱，在国外推行西藏问题国际化。这期间，达赖不断以所谓“西藏宗教领袖”、“和平卫士”、“人权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头衔，频频出访欧美和亚洲一些国家，会见各国政要、议员，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讲演，以及利用联合国人权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各种国际学
术研讨会等讲台，大肆进行“西藏独立”宣传，秉承国际反华势力的旨意，在国外推行西藏问题国际化。据不完全统计，30多年来，达赖喇嘛出访50多个国家，达120多次，其活动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其发表言论也越来越多。而其中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1987年达赖喇嘛访美，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会上发表分裂中国的“五点计划”，1988年6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大厦的一个会议厅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的妄图变相搞西藏独立的“七条建议”。达赖的所谓“五点和平计划”，即：
1、使整个西藏变成一个和平区。
即将包括东部的康省（昌都地区）和安多省，变成一个阿希姆萨（和平）区。
2、中国放弃向西藏地区移植人口政策，因为这威胁着西藏民族的根本生存。
3、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权和民主权利。
4、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和中国放弃在西藏生产核武器和堆放核废料计划。
5、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举行诚挚的谈判。
这个”五点计划”本来就是外国人帮助起草的，根本不是为了西藏的和平与安全，而是通过美国国会这个对西方有较大影响的讲坛，重提“西藏独立”的陈词老调，是说给西方人听的。“五点计划”的核心第一条“使西藏变成一个和平区”、“缓冲国”，“要把其军队和军事设施从这个国家撤走”。说穿了，就是要使西藏成为一个“独立国”。
达赖喇嘛所谓的“七点建议”即：
一、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的关系；
二、由中国政府负责西藏外交事务，但是西藏政府在国外可以设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办事处；
三、西藏政府加入世界人权宣言；
四、西藏政府应该由通过全民投票选举出执行首脑、对财政立法和独立的司法体系组成，政府所在地是拉萨；
五、西藏经济、社会体制应根据西藏人民的意愿来决定；
六、西藏禁止核武器或其它武器的制造、试验、储存，以及核能的利用；
七、应该召开地区和平会议来保证使西藏通过非军事化而成为和平的圣地，在这个会议召开和非军事化、非核化实现之前，中国可以有权在西藏保持以防御为目的的、有限量的军事设施的存在。
这个“七条建议”与“五点计划”相比，调子有所变化，但其实质依然是分裂中国，提出“中国政府负责西藏的外交事务”，“中国可以有权在西藏保持以防御为目的、有限量的“军事设施”。其实质显然否定中国政府对西藏拥有的神圣主权，并且企图把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变成类似西方的宗主国与附庸国、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从而改变西藏的法律地位。达赖把这个“七条建议”称之为“新建议”，其实这个提法，并非什么新东西，而是英、俄帝国主义国家在本世纪初妄图把西藏分裂出中国，而炮制的关于“中国在西藏只有宗主权而不是拥有主权”的说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
达赖喇嘛的这个“计划”和“建议”步步都在围绕“西藏独立”兜圈子，对中国政府进行造谣和污蔑，对西藏历史和现状进行歪曲，这里予以剖析和驳正。
一、达赖喇嘛提出：“把整个西藏，包括东部的康省（昌都地区）和安多省，变成一个阿希萨姆（和平区）。”又说“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的关系。”等政治主张。这是十分谎谬的。首先，通过所谓非军事化和中立化将西藏变成和平区和大国之间的缓冲国的说法，是故意混淆中印关系中的问题，是涉及到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管辖与领土完整的问题。如果将中国的西藏拿出来与印度去建立和平区或中立区，其结果只能是破坏中国领土的完整。其次，西藏应成为一个民主的政治实体，同中国保持联盟的关系的主张，显然达赖这一主张居心叵测而又无知，实质是图谋肢解、分裂长期历史形成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国，使西藏变相独立脱离中国。然而达赖喇嘛这种否定中国对西藏主权，变相搞西藏独立的立场至今丝毫没有变化。1993年7月，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向中央呈送的信件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意见，仍然要妄图建立“大藏族自治区”或曰“高度自治的大藏族行政区”。这些说法，其实质正是他的“五点计划”的第一条。达赖喇嘛说：“整个西藏，被称作藏区三部（卫藏、康巴、安多），应该成为一个根据法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联系的民主或自治实体”。在《达赖自传》中的一幅所谓“大藏族区”地图，不仅囊括了现今西藏自治区和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四省的10个藏族自治州和两个藏族自治县，而且竟然把青海省的西宁市、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和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许多地区也包括进去了，总面积约占中国领土的四分之一。达赖集团及其支持者们为何不想一想，①本世纪初的北洋政府尚且不同意放弃“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九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而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怎能让有12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自治区及其它省的藏区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分裂出去？②现在全国459万藏族人口中，54％以上分散居住在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省境内，由于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他们同这些地区的汉、羌、回、满、蒙古、保安、裕固、纳西、彝、普米等民族杂居，各民族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形成了不同民族地区的犬牙交错，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达赖妄图把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高山大川的阻隔形成的三个如此广大的地区，数倍于西藏人口的20多个民族囊括在他们想象中的“大藏族自治区”之内，是绝对不可能的。③自元以来，长达7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地区都归历代中央朝廷、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各个所在行政区管辖，行政上与西藏地方根本没有统属关系。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根据藏区的具体情况分别建立了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既保障了各地藏族人民的平等权利，又有利于藏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与经济文化的发展，得到藏族自治地方人民的拥护。达赖喇嘛要搞变相独立是不允许的，也是行不通的。
二、达赖喇嘛说：“汉人移民，藏族在西藏成为少数”。“汉人向西藏移民750万人，使藏族成了少数民族”。达赖集团的“西藏青年代表大会”编造的数据更加耸人听闻，他们说汉人向西藏已移民7000万,还计划移进12亿汉人，同化藏族。简直是弥天大谎。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的统计，在西藏的汉族人仅有81217人，尚不足全区总人口的4％。西藏和其他省的10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的总人口，加在一起也只有近600万人，其中藏族459万，仍然占大多数。
中国政府从未制定和实行过向西藏“移民”的计划。国家根据西藏建设的需要，选派去西藏服务的少量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人员，大多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他们与藏族人民同甘共苦，亲如手足，共同为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受到了西藏人民的欢迎。邓小平同志指出：“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200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近年来，随着经济放开搞活，改革开放逐步深入，有一些汉族、回族群众到西藏做生意或做工匠。为促进西藏经济的发展，传授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搞活流通、活跃市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达赖喇嘛说：“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的地区之一。现在西藏没有民主、自由。”这是达赖迎合国际反华势力政治需要，不顾事实编造的谎言，对中国政府的无端污蔑和攻击。
这个问题倒使人想起一件事。1990年4月，在欧洲议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议员先生向达赖喇嘛提了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达赖喇嘛能否具体地把1949年前后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作一比较，因为据了解，1949年之前，西藏实行的是比封建制度还要落后的近似奴隶制度的制度。”可是，达赖喇嘛对这个问题却避而不谈，在会场中引起不满。
事实本来很清楚，只要将新旧西藏的民主、自由、人权状况作一个对比，就不难得出正确结论。旧西藏，是政教合一的上层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残酷、野蛮的程度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农奴主在政治上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经济上占有除全部牲畜外的全部生产资料，百万农奴任凭他们剥削压迫，连人身都不属于自己所有，自然谈不上什么生存权和发展权，根本没有什么民主、
人权。如果硬说什么人权，只有农奴主宰割农奴的人权，没有农奴不受剥削压迫的人权，更没有反抗的人权。
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后，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翻了身，第一次获得了民主、自由的权利。这是完全符合联合国“禁奴公约”的，彻底废除了野蛮残忍的酷刑和不人道的待遇，广大西藏人民才真正有了人权。今日西藏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实施改革开放，大搞经济建设，社会不断进步，经济稳步发展。基本解决了温饱，现在部分地方正从温饱型经济向富裕型发展。西藏人民已得到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的权利保障，真正享受到民主自由与人权，有了生存权与发展权，有了人身自由和政治上的各种权利（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有了经济权、社会权、文化权、受教育权、司法权、宗教信仰自由权、生育权、妇女、残疾人、未成年人保障权等。随着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加快、扩大与深化，人民的权利还会发展和完善。这些在旧西藏是无法比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大活佛之一，达赖喇嘛在1959年前念经活动还要用人的头盖骨、人的腿骨作法器的残忍的封建农奴主阶级，三大农奴主的总代表，还谈什么民主、自由和人权，实在令人齿冷。
四、达赖喇嘛说，西藏环境受到污染。这是蓄意编造的危言耸听的谎言，专门说给西方人听的。我们知道，青藏高原是世界第三极。西藏高原是地球上一片具有特色的地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气势宏伟，有着复杂而脆弱的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将很难恢复。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要保持好环境，成为全西藏自治区全社会共同的努力目标。1990年，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委员会成立，切实加强了政府对全自治区环境保护的统一领导。同年，国家投资390万元，建成了自治区环境监测站。监测站在拉萨城区及拉萨河的上、中、下游设立了3个大气采样点、3个河水监测点和27个交通噪声监测点。监测结果表明：拉萨上空大气中对人体有害的二氧化硫的浓度，每立方米少于01毫克，低于国家标准，大气中不存在有害气体氮氧化物。大气中的总含尘量在每立方米04毫克以下。通过对拉萨河上游达孜县、拉萨市以及拉萨河与雅鲁藏布江的汇合处3个点的监测，水的酸碱度、硬度和化学耗氧量在3个点上均无变化。河水中不存在铝、锌、铜等重金属微量元素污染。土壤和水域没有任何人为造成的放射性污染，更不存在核污染。
为保护生态环境，环境保护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对正在兴建的羊卓雍湖电站、山南罗布萨铬铁矿等一批大中型重点工程，严格依照环境保护法进行监督和管理；搬迁距拉萨河不远的垃圾场，以减轻对拉萨河的污染；建立污水处理场等。目前，西藏自治区已制定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拉萨市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拉萨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西藏环境保护条例》，生态和环境保护已逐步走上了依法管理的轨道。
此后，达赖喇嘛出访频繁，穿梭于许多国家之间，周旋于各国政要之门庭，时而在集会上慷慨陈词，跟洋人讲一套，跟藏人讲的又是一套，这个“计划”那个“建议”花样翻新，变来变去,就是不愿放弃“西藏独立”、“变相独立”或“半独立”的立场。